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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籍院士薛社普:对科学执著 对国家挚爱

2017-03-16 15:03:36浏览次数: 231

薛社普在指导年轻人做实验。

   

  新会籍院士薛社普3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今天,薛社普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薛社普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与生殖生物学学科创始人之一,本报曾在2012年采访过薛老。在此,我们深刻缅怀他,并奉上关于薛老成长、事业和家国情怀的生平故事。

  江门日报记者/张茂盛(图/资料图片)

  童年苦涩 求学艰辛

  1917年9月26日,薛社普出生在广东新会古井一个农民家庭。

  在新会,薛家同当地其他许多家庭一样,有华侨背景,薛社普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华侨。

  但那时的华侨,并不如今人想象的那么光鲜,相反,却是在异国他乡受累受罪、吃尽苦头。19世纪中后期,美国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薛社普的祖父作为劳工的一员,头一批被征到美国,后来伯父和父亲也随祖父去了北美。他的父亲在加拿大的洗衣馆和饭店里做杂工,每5年才回来一次,住不多久又要离开,就这样,儿时的薛社普和两位哥哥,均由务农的母亲带大。

  虽然生活艰辛,但于孩童而言,纯真的天性带来的快乐胜过一切。儿时的薛社普,对大自然充满好奇,他经常去村里的小河边对着动物、植物发呆,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感觉这一切太奇妙,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种子最后可以变成参天大树,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似乎隐约知道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

  薛社普9岁那年,母亲因操劳过度去世,而父亲依然常年在国外,他被寄养到了古井文楼村的姑妈家。幸运的是,虽然姑妈家也不宽裕,但依然送他到古井小学念书,从此,薛社普开启了自己的学业生涯。

  学校带给这个孩子太大的震撼,那远不同于此前帮助妈妈收割稻谷和做家务得到的收获。他如饥似渴,勤奋好学,有太多的“为什么”想要知道,他总是课堂上问问题最多的一个。1932年,15岁的薛社普以古井学校第五届小学毕业生的身份毕业,成为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广州广雅中学的学生。

  1937年,日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到1938年间,日军对广州实施了长达14个月的轰炸,其时尚在广雅中学求学的薛社普和他的同学们,成天过着一边学习一边躲避轰炸的生活。青年薛社普见到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一架飞机一直在学校上方盘旋,几分钟后十几架飞机过来围攻它。被围攻的飞机是中国的,由于技术装备落后,被薛社普眼睁睁地看着被击毁坠落。那时起他就知道落后就要挨打,希望自己将来也有本事,走“科学救国”的道路。这成为薛社普后来选择理工科为研读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成为他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放弃美国就业机会毅然选择回国的原因之一。

  1938,薛社普考取南京中央大学。但那时南京沦陷,重庆成了陪都,学校亦迁往重庆,薛社普于是直接前往重庆报名。但由于兵荒马乱,这段从广州到重庆的求学路,薛社普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

  原来,因为当时姑妈已无力继续供他上学,他前往香港得到舅舅和舅妈的接济。为躲避战乱,20岁的薛社普带着他们为他买的衣服、箱子、船票,经海南岛到越南(那时叫安南),从越南老街开始,一路跋山涉水,步行经河内、云南蒙自、开远、昆明,贵州安顺、贵阳、娄山关,最后坐上长途汽车,历时一个多月终于抵达自己的求学之地——重庆。

  潜心研究胚胎和细胞学

  薛社普在大学选择师范学院博物系专业,但在某一堂课上,老师讲到胚胎学的知识,薛社普第一次知道一个令他惊奇不已的事情:精子和卵子结合起来成为受精卵细胞,发育成一个人,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觉得这和他小时候想知道一粒种子为什么最终会长成参天大树一样,太神奇了,所以很想深入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于是,儿时就对大自然充满无限好奇心的薛社普、历经磨难的薛社普,因目睹过战争谋生“科学救国”念头的薛社普,后来改念了生物专业。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驱使他一步一步朝着某个科学高峰进发,最终会为新中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带来巨大的辉煌,并在世界基础医学领域奠定独属于他自己的崇高地位。

  毕业后,薛社普留在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学校搬回南京,在那里,出于对学科知识奥妙的探索热情,薛社普想前往美国深造,并通过了留美考试。1947年,他坐了20多天轮船到美国,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真正开始接触到他日后数十年潜心于其中的领域——细胞和胚胎学。

  美国的科研环境令薛社普振奋不已,那里实验条件优越,他终于首次见到显微镜,看到别人在显微镜下面做手术,正式开始进入了细胞学领域,对细胞究竟如何发展的概念有了清晰认识。

  细胞是一个真正体现生命的最小单位。不好的病毒进入细胞就会引发疾病,所有的病源都是从细胞发生变化开始。所以细胞成为研究人体结构功能和一切生命现象的一个基础。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研究细胞来解决。

  细胞是生命的基础,所有有关生命的科学都跟细胞分不开,比如说生物学,后来的细胞分化、发育生长、遗传育种,有关医学的疾病和农学方面等各个学科,都是以细胞为基础。

  细胞学,这在当时的美国都是相对比较前卫的研究学科,来自大洋彼岸的青年薛社普怀着浓浓的兴趣一头扎了进去,穿透具象的躯体,直接朝着细胞这个构成生物有机体(人体)的基本单位奔去。

  薛社普在美国求学期间展示出怀疑精神和钻研能力,他在实验室里证明了自己某个质疑的正确性,这个小小的实验为他后来关于细胞分化可裂观点的卓越成就打下了基础。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从人本身说起。人,一开始只有一个细胞,即受精卵,但发育成熟后却有250多种细胞,怎么来的?就是通过细胞分化。细胞分化即卵细胞一分为二,再分变八个、十六个……细胞越来越多,各个细胞变得不一样了,这些分出来的细胞在发育过程中慢慢变了,有的变成眼睛、头发、皮肤,有的变成了肺、心脏等各钟器官、组织和个体。

  当时业界有一种传统的、老的说法,称细胞分化定为哪种细胞后,就不可变。薛社普对此有质疑。做博士论文研究时,他反复做了许多次实验,最后从鸡的颈部割了一块肉下来,移植到它的胸部,结果发现,颈部细胞移植后变成了胸部细胞,这说明细胞分化后,可以转过来变成别的细胞。

  虽然对这个传统说法的质疑,其他实验室也做过证明,但年轻的薛社普用成功的实验进行了反证,实属难得。这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没有形成系统研究和成熟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在学界引起讨论和影响,却给他当时的导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奠定了后来薛社普一项伟大研究成果的基础。多年以后,薛社普创造性地基本阐明了“细胞分化的可调控性”的规律,证明了细胞可以受环境影响改变分化,打破了传统说认为细胞分化后完全不可以逆转的观点。

  报效祖国 攻克学界难题

  薛社普一生从事基础医学科学研究及教学。

  薛社普在美国深造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深深刺激了薛社普,广州广雅中学上空惨烈空战那一幕再次映入他的脑海,这令他作出了人生的又一个重大选择。当时薛社普已在美国学习4年多,拿到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很快就可毕业,但他还是决定提前毕业,回到祖国。薛社普的大学老师、同学纷纷劝他不要着急,他的美国导师甚至不愿意他回来,告诉他连工作都已经为他找好,但最终薛社普还是说:算了,我是中国人。

  回国后,薛社普到大连医学院工作,科研成绩显著。后来,中央筹备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包括薛社普在内的5名优秀教授都调到北京,同协和医院的人员一起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从此,薛社普开始作为医学科研主力军,朝着更深的研究方向前进。

  未知,变数,继续在薛社普的研究征程上不时闪烁。1958年到“文革”结束期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薛社普的科研工作受到影响,尤其在“文革”期间,他本人还因为留美经历被怀疑是美国特务,被隔离审查,后被下放到地方。被下放的那一年半里,他就在江西养猪。

  即便环境如此恶劣,薛社普并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他依然在不断地做实验,为的只是在奇妙的细胞学中能有新的发现。1961年,他和同事将小鼠纤维肉瘤移植到鸡胚内,发现其生长规律和对鸡胚神经组织分化的影响。1964年,他通过反复实验,建立胚胎脊髓移植术,创造性地发现鸡胚颈段脊髓存在一种叫“节前交感神经柱(Terni核团)”的东西,该核团细胞的某些部分被移植到一个新的微环境(胸段)条件后,竟然能够继续存活并分化为新的节前交感柱,证明外周微环境中的支持与营养等因素可以调控细胞的分化。他终于让自己在美国求学期间的那个质疑得到了最完美的印证。1965年,薛社普和同事进行鸡胚胚盘外胚层对诱导的反应能力的实验分析,发现鸡胚胚层细胞可在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改变其分化类型或在病毒的感染后癌变,已恶变的肿瘤细胞在胚体内有被诱导分化为胚胎组织的潜能。同年,他对肉瘤病毒引起鸡胚内脏病变的组织化学进行了观察研究。

  通过这些实验,薛社普系统地印证了自己持续多年对“细胞分化一旦决定和已分化后即不可逆”的传统概念的质疑,基本阐明“细胞分化的可调控性”的规律,为通过诱导细胞分化治疗“分化疾病(如肿瘤)”和调控已分化细胞去分化以克隆动物提供理论依据,表明基因分化可以调控。

  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重拾科学和教育,薛社普的科研事业迎来新的机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癌症问题凸显,成为医学界的普遍难题。虽然薛社普从事的是细胞学研究,和临床医学并无直接关联,但正如他几十年前在美国求学时学到的,细胞是生命的基础,所有的生命问题包括医学问题都需要从细胞着手。癌症问题正是如此,因为细胞是一分为二,二而分为四,这些细胞又是通过血管流通,一旦肿瘤细胞扩散,它是又多又快,跑去别的器官落地,在那个地方又分裂又生长,整个心、肝、脾、肺、胃、肾、胆囊都可能被“污染”,形势严峻。

  薛社普和同事们用了近6年的时间研究细胞对肿瘤治疗的影响,反复做实验,结果发现,很可怕的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想办法使它通过分化的途径,从恶性肿瘤细胞分化成正常的细胞。

  薛社普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把晚幼红细胞和红细胞融合使之达到这种分化。这是他所有成就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项。

  每个细胞都有细胞核,发展到一定时候要自动排核,薛社普和研究团队发现红细胞发育过程中晚幼期的时候,它虽然排了核,但还可以在身体里继续活100多天,这个细胞可以把氧气的成分带到全身去,供应给身体,同时排出二氧化碳。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无核的晚幼红细胞与恶性肿瘤融合(八种),结果发现,它可以改变肿瘤细胞,使它分化再分化,变成正常细胞。传统的观点认为,红血病、白血病,其细胞已变成肿瘤就不表达血红蛋白了,但薛社普通过实验发现,它一和晚幼红细胞结合,又可以表达血红蛋白了,恶性没有了,这补充了薛社普关于“癌变细胞可以变成正常细胞”的观点。

  知道这个理论后,临床上可以研究相关药物来诱导这个肿瘤,使恶性得到抑制。虽然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之间,有一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面临着许多挑战,但薛社普的研究,从科学上来说意义重大,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

  独特人格魅力 影响后生晚辈

  南方医科大学基因工程研究所所长马文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师从薛社普攻读博士,在她看来,薛社普是名副其实的爱国科学家,他的人格魅力对自己一生的学术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她听过薛社普过去的一些事情:比如1951年就拿到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拿到这个学位的寥寥无几,然而在解放初期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他毅然回国,后来他的一个师弟在那边拿到了诺贝尔奖,换言之,如果当年他留下来,他也很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又比如,“文革”的时候,薛社普遭受过一些误解,被怀疑是美国特务,被隔离检讨,当时迫于那种情况,很多学生成了揭发他、批判他的人,批得很凶很厉害。当时,班上一个科研组的女生,也是他身边一个很好的助教,就是其中的一员。“文革”结束后,这名女生很害怕薛社普会报复。但在薛社普看来,他们是年轻人,当时是受到了动员,一定要这样干,不然他们自己也会遭罪,而且他们当中有的人是真的很相信他是特务。但是,薛社普根本没有将这些事放在心上,更别说报复。后来这名女生自己的生活也一团糟,和丈夫离了婚,还是薛社普介绍了一个男士给她认识,结婚后夫妻二人去了意大利定居。

  薛社普的这些经历带给了马文丽很多启发,令她体会到:如果老师没有对科学的执著热爱和对国家的无私情怀,很难在如此巨大反差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如果没有宽广的胸怀,也不会受到业界和学生们格外的尊敬。而她本人也在这种感悟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做一些重大决定时会参考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做法。

  马文丽曾到美国留过学,当时国家希望把她当特殊人才引进,她犹豫过,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体制,且科学技术反差还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她就想到了薛社普当年的事情,想到他的追求和境界,想到他作为真正科学家的人格魅力。经过考虑,马文丽于1998年回国,将其他都抛开,静下心来做科研。

  薛社普70多年未回过家乡,直到2004年,当时家乡江门市建成院士路,他才荣归故里。但即便这么多年在外,乡情却是藏在他心底的珍贵情感。多年来,薛社普都记得小时候家乡新会写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他都要自己提笔写写春联。江门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工作人员李卫说,薛社普老人应该是所有江门籍院士里年龄最长的,但他精力依然充沛,思路相当清晰,有时工作人员上门拜访,都会碰见他在练书法、写春联,折服于老人家的爱乡情怀。

  □ 记者手记

  可敬的薛老

  薛社普院士逝世了,享年一百岁。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内心波动起伏,那位爱国、严谨、求索的科学大家,那位亲和、风趣、乐观的老人走了,几年前赴京采访他的画面和回忆在我脑海里渐渐铺开。

  2012年,江门日报社组织了一次江门籍院士采访报道,我有幸作为报道团队成员参与其中,并于当年4月采访了包括薛社普院士在内的7位江门籍在京院士。当时28岁的我从95岁的薛社普院士口中,听到了一个个充满时代特色的故事和太多太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信息。作为差了一个甲子轮回阅历的后生晚辈,我想说:那短短三个小时真是让人获益终身。

  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和求学过程是我们的采访内容之一,现在想来,其实那有点残酷,因为薛老的童年和求学过程总是伴随着苦涩、流离、战争。他9岁时,操劳的母亲去世,父亲常年在国外谋生,自己只能被寄养在姑妈家;求学时期正是日本侵略之际,为躲避战乱,他爬山涉水,辗转一个多月才到达求学之地......这些记忆让他多年后去分享,高龄的他要辛苦地去搜罗整理久违的记忆片段,多多少少还会触及到一些伤感情绪吧。薛老尽力地回答着我们,告诉我们“过去了就没什么”“要乐观向前看”。他是一位如此德高望重和乐观豁达的长者,但事实上我清楚记得自己当时隐约感觉到薛老在回忆某些事时的欲言又止、眼泛泪花。脆弱也好,遗憾也罢,那是他作为一个人最真实的情感,就这么真诚地流露给来自家乡媒体的年轻人们,我想这是我对薛老印象深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当是薛老奉献国家和简朴生活形成的强烈对比。薛老因目睹过战争而谋生“科学救国”念头,一头扎进生物学科研中,为新中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带来巨大的辉煌,并在世界基础医学领域奠定独属于他自己的崇高地位。但他看淡物质、名利,除了我们自己亲眼所见,这从后来我们采访他的学生也可知。他的家在北京东单一座红色旧式楼房二楼,不足百平米,客厅被几个大书柜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卧室也是如此……那个下午在他那陈旧、局促的家里进行的采访,至今回忆起来也依然冲击着我的心灵。我想,这是薛老他们那一代人比较普遍的人生价值观吧,在如今这个多少人痴迷于追求功名利禄、华屋美衣的年代,薛老身上呈现出来的简朴生活和正能量追求,于我们这些后生而言,是一笔多么珍贵的精神财富呀!

  薛老在回忆起江门新会古井那些事(春联、烧鹅)的时候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神采飞扬,也让我感慨颇多。他对80多年前那些场景的记忆是如此深刻,家乡哪里有棵树,哪里有个池塘,都能说得那么清楚;他对家乡发展的期望、对家乡媒体的寄语,又都是那么真诚。他对家乡,始终有一份浓浓的牵挂和情谊。

  最后,想说:薛老,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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